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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姥爷是诗人李瑛。1949年，刚刚大学毕业，年仅23岁的姥爷以新华社部队总分社记者身份随军南下，写下《解放一日后的广州》，刊发于1949年10月18日的《光明日报》。从那时起，姥爷开始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作品。他写道：“1949年10月1日，我和战友们正在粤北大山冒雨行军，目标是十月中旬解放广州。我们并不知道，此时此刻，在几千里外的北京城楼上，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事情。”一个年轻人的命运，就这样在冥冥之中与共和国的命运交织在一起，多么神奇！那一个个铅字记录下一个风华正茂、踌躇满志的年轻军人身姿，他肩挎枪与相机，怀揣笔和本子，奔走于抗美援朝和自卫反击战的战场；他深入连队，让战士的心声变成报页上灿烂的黄花；他遍访世界各大洲，让友谊的花香飘洒在字里行间……

　　姥爷与光明日报有着长达66年的缘分，是、老友，更是知音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姥爷几乎每年都有作品在《光明日报》刊发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就是春天组诗。每年快到春天时，姥爷都会写一组诗，寄给光明日报。那时，姥爷会颤颤巍巍地递给我一摞草稿纸，随着年纪增大，他手臂震颤越发严重。他用“抖体”写出的诗稿只有我认得，我就把诗稿打印出来。那些诗就像春天的布谷鸟，用最美的词句告诉我们“春天来了”，那是他每年“春天的约定”。姥爷离开后，我在他枕边的草稿纸中发现了一首没写完的诗，歪歪扭扭的文字间，我认出了“春天”“新芽”几个词。这是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送给春天的诗！如果能完成，他一定会把它送到这张传播光明的报纸——《光明日报》。

　　妈妈用文字记录我的童年时光，也记录下她生命中一次次心灵感悟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她就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作品。年轻的妈妈深入胜利油田，用烈火与焊枪为意象描写油建工地的年轻工人，作品见报后，受到石油工人的喜爱。她的反映改革开放时代青年的诗集《红纱巾》在全国范围内有了一定影响，许多年轻人由此爱上诗歌，成了妈妈一辈子的诗友。在《光明日报》上，妈妈的诗行中流露出她多彩的人生和丰富的情感：在抗击病毒的日子里，被白衣战士捂得发烫的听诊器；改革开放后广东小镇里盛开的灿烂小菊花；挂在自行车车把上的方便面、花生米和平凡忙碌的人生……妈妈眼中的世界，感性而富于深意，多彩又充满希望。